我的共大情结

6月10日，我作为嘉宾到天博·（中国）官方网站参加共大精神学术研讨会，并作了《共大精神论》的发言。

“所惜光阴快似飞”。今年是我退休的第13个年头，离开共大也整整50年了，怎么离开共大还研究共大呢？这源于心中未解的共大情结。

共大是我人生职场的第一站。1970年7月，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到江西乐安，经过15个月的军垦生活后，于次年11月，分配到江西共大总校。那时文革正酣，在南昌的高校或撤或并或下迁，只剩下江西药科学校和位于市郊的共大总校，能分配到总校就算是幸运的，多数同学都分配中学教书去了。

当时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开过不久，会议的重要精神是所谓的“两个基本估计”，即：“新中国成立后17年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” ，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“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”；唯独江西共大因有毛主席的《七·三0指示》而“红线照耀”。我从上海复旦到江西共大，仿佛从“白区”进入“苏区”，能在毛主席高度赞扬的学校工作，感到荣幸。和我一同分到总校的省外高校32位同学都是这种心情。

经过几天的集中学习，我被分配到校革委会宣传组工作。适逢学校召开党代会，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服务。春节过后返校，春季招生开始，学校派我当招生组副组长到省招生办（当时还是临时机构）报到。招生结束，被省招办留下写招生总结、借用，一年后调入省教育厅。

我虽然在共大总校工作时间很短，但心中的共大情却几十年未了，个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我从事邵式平研究是从共大起步的；二是职业习惯使然。

在共大总校期间，我曾跟随邱朝东同志调整、充实、提高共大校史馆陈展工作，对共大历史有所了解。在此期间，我看到一本《邵式平同志关于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指示的讲话》（内部资料），约七、八万字，还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共大的讲话。大开眼界，非常高兴，于是手抄成册，保留至今。

邵式平是我从小就景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江西省首位也是终身省长，是共大主要创始人。我从学习邵式平的共大办学论述，到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及生平和事业，慢慢地收集、整理他的著作，先后出版《邵式平教育文选》《邵式平诗词选》《邵式平书信集》，最后撰写《邵式平传》（与李希文合著），内有“创办共大”专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又陆续发表过《邵式平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》《教育省长邵式平》等专论文章。在邵式平诞辰100年、110年、120年之际，我写过《邵式平的公仆情怀》、《英风一世》等纪念性文章，其中多涉及共大。几十年来，邵式平的生平与事业成为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。

从共大总校到省教育厅，从高教处干事、副处长到副厅长前后16年，我一直联系、服务共大。除日常工作外，抓共大工作最多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前后的几年。

1974年12月，全国农林院校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在辽宁省朝阳农学院召开，会上推出“朝农经验”，影射江西共大“把革命成果丢掉了”。他们抛出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。张铁生“头上长角，身上带刺”，诬蔑共大是“灯下黑”等。

“朝农学共大，共大怎么办？”江西从省委、省政府到省教育厅、共大总校与各分校，大家不服气，憋着一股劲，上上下下加强和改进共大工作，包括领导管理、研究、宣传等。每年七月三十日都举行大型学习、组织活动，高举毛主席《七·三0指示》旗帜，深入斗、批、改。我所在的高教处是业务主管处，我们经常和总校分校办公室的同志深入南城、云山、进贤、横峰、高安、永修等分校，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，推出典型，在省内外报刊加大宣传力度。我和总校陶茂、黄庆来、吴国华等有过不少合作。

1975年春，省教育厅在南城分校举办全省共大分校负责人学习班，省领导黄知真到会讲话，提出“学朝农，迈大步”，把共大办的更好。还组织全省高校主要负责人到南城分校参观学习。针对朝农抛出“长角带刺”的张铁生，我们则精心推出“誓叫荒山万木春”的南城共大林学专业毕业生丁玉俚，提倡无私奉献的“老黄牛”精神。办这个学习班，李忠云处长带着我与总校黄庆来、刘学经等，从会前的策划、调研到准备材料，全程参与。7月5日晚，我奉命带着南城学习班的4份文稿，乘飞机到北京，教育部《教育革命通讯》副主编敢峰同志骑自行车到机场航班巴士停靠站接我，拿了稿子连夜发排，并赶写第六期评论《把共大战旗举得更高》，第二天还拿着清样征求我的意见。在教育部刊物上，一期发江西共大4篇文章及评论，这还是头一回。

1976年春节刚过，人民教育出版社便派出祖振铨、苏寿桐等4位资深编辑来赣，组织编辑出版《共产主义教育的幼芽》一书。同期，上海人出版社出版《红日照征程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《把共大战旗兴得更高》等专著。一时间省内外出现宣传共大的热潮。身临其境，我们高教处和总校参与其事的同志无不陶陶然，乐在其中。

每年的七、八月间，南昌天气炎热，省里连续几年召开共大会议，举行纪念《七·三0指示》活动，“战高温”，抓筹备，大家兢兢业业。1976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，我闭门在家赶写领导讲话稿，那时家中尚无空调、电风扇，手摇扇又无济于事，实在酷热难耐，我就在桌子底下放一盆冷水，双脚放在水中，桌上则放一块湿毛巾，边写边擦汗，整整苦熬一下午。好在那时年青，为共大效力，总是志勃勃，气昂昂，不叫苦，不觉累。

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拨乱反正，共大开始了新征程。我满心喜悦，在八小时之外，仅1977年一年就写了7篇文章，包括《从张铁生攻击共大的黑信看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阴谋》《无限风光在险峰——记南城共大分校与“四人帮”斗争的事迹》《江西共大进一步巩固发展》《抓纲治校，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新贡献》等。

然而，世事难料。就在人们对共大发展前景充满憧憬时，1980年，江西共大更名改制，从半工半读、社来社去的共大改为全日制、包分配的农大。曾经轰轰烈烈、誉满中外的共大事业从此偃旗息鼓。一时间，我在思想上不理解，在感情上难接受，1983年春节期间，我闭门造车撰写了《恢复和发展共大刍议》，发在江西师范学院《高师教育与管理》上，结果当然是人微言轻，不自量力。1988年，我已调省社联，在共大创办30周年之际，省教育学会在原云山共大举办共大办学理论研讨会。我省著名教育史专家李才栋以《共大三十年祭》作主旨发言，我则提交《邵式平的共大办学思想和实践》一文。次年，又写了《共大悲剧探源》，认为共大是“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一起倒掉了”，教训极为深刻。我从指导思想上“左”的影响，教育法规不健全，领导决策民主化程度低，缺乏理论指导等方面，作了一些分析。

共大作为一所规模宏大，影响深远的农业职业技术学校，已经不存在了，但作为一份珍贵的教育遗产和一代人难忘的教育记忆，我“心中藏之，何日忘之”。2004年，我在《江西教育》上发表《20世纪中叶江西的一次教育创新》高度评价共大。2009年，又为江西省普通高中地方课程通用教材《人杰地灵话创新》撰写课文《共大，全新的职业教育模式》，再次为共大发声。2013年，我已退休4年了，仍心心念念，写了《我与共大》一文，旨在回忆当年研学邵式平共大思想，总结共大办学经验，感叹共大历史命运。文章发表在《当代江西史研究》第1期，一吐衷肠。

建党百年时，省委党史研究室隆重推出《中国共产党100年江西简史》。书中提到，红色基因在历史中凝铸，红色血脉在奋斗中赓续。革命战争年代，中共领导人民在江西土地上孕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、苏区精神、长征精神、安源精神、八一精神和方志敏精神等；在建设时期，赣鄱大地铸就了血防精神、共大精神、九八抗洪精神等。为此，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天博·（中国）官方网站联合举办共大精神学术研讨会，热忱邀请我出席。与会者50余人，提交论文40余篇，经过一天的研讨，对共大精神的核心内容，时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取得了共识。对此，我感到欣慰。

“一梦依稀五十年，悠悠往事未如烟。”会前，组织者安排代表们参观校史馆。当年，我们青春勃发来到总校，如今白头寻旧地，一枝一叶总关情，激情难抑，赋诗二首：

五十年前此地，三十二人齐集。

今日重来白首，当年陈迹难觅。

村庄拆迁已毕，隧道贯通在即。

共大精神常在，红土圣地雄奇。

2022年6月12日

作者：李国强 （共大校友、原科技厅厅长）